【劉猛】找九宮格會議蕭公權的治學轉向

蕭公權的治學轉向

作者：劉猛（北京林業年夜學人文社科學院講師，法學博士）

來源：《原道》第39輯，陳明、朱漢平易近主編，湖南年夜學出書社2020年11月出書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惟史》，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

 

內容摘要：蕭公權的學術生活歷經幾重轉變：先治政治哲學，再轉向政治思惟史，又共享會議室轉向兼治中國社會史；在這三個領域，其學術結果分別以《政治多元論》《中國政治思惟史》《中國鄉村》為代表。這幾次轉向都非隨意為之，而是有其內在和內在影響原因。

 

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學人的治學轉向比較常見，這與從傳統到現代轉型的學術趨勢有關。在蕭公權的三項治學領域中，以政治思惟史的研討歷時最為長久；《政治多元論》和《中國鄉村》是針對特定問題的研討，而《中國政治思惟史》則是通史性質的研討，是真正的體系性建構，實為扛鼎之作。

 

蕭公權平生的尋求，在中國的學術現代化與政治現代化；他念茲在茲的，是樹立一個現代中國。他對中國和東方政治思惟的古典時代懷有敬意，但卻非復古主義者，他尋求的是古典知識的從頭闡釋，并以之改革現代社會。

 

關鍵詞：蕭公權；政治多元論；中國鄉村；保甲；里甲

 

蕭公權是政治學家，也是歷史學家；他平生教書治學傳道授業，寄蹤中美兩國，以“創造性的灼見”和“自辟蹊徑的史識”，融會了中西學術傳統的菁華。蕭氏平生，治學領域幾番變遷：先治政治哲學，留學期間修習唯心論哲學，博士論文研討多元政管理論；任務后放棄政治哲學，轉治中國政治思惟史，以東方政治學理念和方式闡釋中國政治思惟；二戰后出國任教，因任務機緣，涉足社會史領域。在此三個領域，蕭公權均卓然有成，著作蔚為經典。

 

一、兩次治學轉向

 

蕭公權赴american留學時，拿定主意學習新聞學，進讀最有名的密年夜新聞學院，但終因實踐課程遭到打擊，深感新聞學與心性分歧，而對哲學興趣殊厚，于是一學期后轉到哲學系。

 

在哲學系學習兩年后，接著就讀研討院。他的碩士論文題為《多元國家的理論》，是佘賓（George Sabine，又譯薩拜因）傳授建議。在密年夜，蕭公權對政治思惟產生了濃厚興趣。

 

一年后得碩士學位，赴康乃爾年夜學進修。康乃爾是american唯心論哲學重鎮，蕭氏認為研討唯心論哲學可獲得緊密思惟的訓練，且狄理傳授（Frank Thill交流y）研討社會及政治哲學會議室出租，可以給他很好的指導。

 

 

 

（康乃爾年夜學）

 

在康乃爾年夜學，蕭公權主修哲學副修政治學，“專研政治哲學”，在狄理傳授的建議下繼續深刻研討多元政管理論，作成博士論文。可是，蕭公權并沒有在“專研政治哲學”的路上走下往，如他本身所言，“學的是政治哲學，生平所做的卻都是歷史任務”。

 

他前往到密年夜時期感興趣的政治思惟史一途上來，個華夏因，他的門生解釋甚明：“由于務實的性情，所以公權師雖然在一九二〇年月畢業于當時唯心論哲學重鎮的康乃爾年夜學哲學系，但對純思辨的形上瑜伽教室學并不感興趣，并且由研討政治哲學而走上研討政治思惟史的途徑。”

 

蕭氏最後是從史學進手研討政治思惟，先進為主，這種以實證主義為主旨的研討方式，與純思辨的方式終歸鴻溝不小，其興趣和所好引導其回到政治思惟史的路徑上來。

 

學成回國，蕭公權發愿用所學的知識和方式研討中國文明。由此開啟研治中國政治思惟的宏圖偉業。當時初進寶山，荊棘遍地，尚不知金礦無數；沒有現成的教材，只能本身搜輯編排，所需時間幾倍于授課時間。不單面前無路，並且備受同儕擠兌。

 

蕭公權千山獨行，不單收拾出中國歷代政治思惟資料匯編，還完成了《中國政治思惟史》的巨作，一舉奠基學術位置。

 

1949年，蕭公權赴華盛頓年夜學擔任客座傳授，治學領域再次轉變，轉向中國社會史；不過這一次他不是放共享空間棄政治思惟史完整轉向社會史，而是兼而研討兩者。

 

蕭氏舞蹈場地自述說：“我也是遠東研討所的傳授，有參加研討任務的職務。研討所的任務在近年改變方針以前，以中國近代史為范圍，并擇定十九世紀為任務的重心。

 

……梅谷，衛德明等建議我研討十九世紀的中國鄉村。他們說，這個極端主要的題目，早想請人研討。但牽涉的問題既不簡單，資料的彙集又不不難，十年以來，沒有人小樹屋肯應承。假如我能擔任，那就好極了。

 

我想‘墾荒’任務誠然辛勞，但如肯耕作，未必竟無收獲。我安步于‘政治思惟’的熟路上太久了。現在正好借這機會，換一個標的目的，開一下眼界。我接收他們的建議。”

 

蕭公權選擇中國社會史的課題，并非完整是外力原因，還在于他本身對于中國鄉村的情感。蕭氏常說，做研討任務之前必須先對研討對象有情感，有親切的親身經歷，抗戰時期他曾借居四川鄉間幾年，這段經歷成為他研討中國鄉村的情感基礎，促使他一探清代鄉村的整體樣貌和運作狀況。

 

 

 

（抗戰時期的重慶年夜轟炸）

 

經過幾年艱辛勞動，皇皇巨著《中國鄉村》誕生。清代中國鄉村的研討告一段落后，他轉回了政治思惟史的研討，借助新資料，研討康有為，發後人未發之覆，寫出了昭雪性的著作。

 

蕭公權的治學轉向，前一次重要源于個人志趣，后一次重要源于內部場景；都并非隨意為之，也并非被外界擺佈，他是按照本身的學術旨趣定奪的。對于不感興趣的領域，他絕不涉足；當華年夜同事勸他轉進現代中國的研討時，他拒絕了。在學者們陶醉現代研討的形勢下，他覺得有義務警示這種尋求時髦的風氣，有責任矯正這種疏忽歷史的誤差。

 

二、學術脈絡瑜伽教室

 

（一）《政治多元論》

 

蕭公權的博士論文《政治多元論》，1926年寫定，1927年出書。這是一本政治哲學著作，也是問題導向的東方政治思惟研討。他將多元論放在政治思惟史長河與政管理論發展趨勢的雙重視野中考核，以多元論為問題，探討多元論與法令、政治、經濟、代議制、行政等的關聯，尋求多元論對于現代國家、政體、議會、主權的沖擊和意義。

 

蕭公權認為，“任何理論的真正價值都必須根據它的優點來權衡”（第136頁），應該辯證的對待多元論。從政治實踐角度來說，他確定了多元論對于當代政治的沖擊和改革，多元論者以批評性的視野促使人們反思傳統的一元觀點，反思國家主義的弊病，從而尋求一種更為優越的政治組織和運行方法。

 

多元論提醒“一種具體的、可行的政管理論必須將其基礎奠基在人道這一堅固的磐石之上，關注一切的社會關系，并且承認倫理范疇是一切政治范疇中最為最基礎的。”（第131頁）

 

 

 

（蕭公權：《政治多元論》，周林剛譯，中國法制出書社2012年版）

 

從學術角度來說，多元論以政管理論的視角從頭思慮國家與社會問題，是對狹隘的政治科學的批評，是對政治科學主義的無力對抗。蕭公權也指出了多元論的掉敗之處。多元論有其邏輯上與現實中的困難，持多元論的學者，在方式和視角上多元主義的，但在結論上最終年夜都倒向了一元論。

 

總體來說，蕭公權對多元論持否認態度，多元論并未獲得設想的美好結局，每一個論證的最終結果都不是多元的，而是“某種超出單純多樣性或指向單純多樣性之外的統一體”。（第71頁）

 

他指出，“絕年夜多數多元論者已設法將主權從他們的新社會的前門驅逐出往，但與此同時，他們又靜靜地把它從后門偷運了進來，雖然或多或少經過了偽裝，卻依然是一種主權。”（第77頁）

 

在批評了多元論者之后，蕭公權提出國家應作為一種倫理目標存在，無法與社團居于統一位置，“無論我們若何設想國家的效能，經過嚴格的剖析，我們似乎都不得不承認，政治國家是一切社會組織中的最高權力。”（第69頁）

 

他認為，多元論提出的解決計劃并不克不及真正實現不受拘束，真正實現不受拘束的途徑并不是把權力從國家手中轉移到經濟階級手小樹屋中，不是讓經濟團體自成一體，而是促使經濟階級積極一起配合，承擔起配合體管理的責任，這樣才幹產生真正平易近主的體制。（第138—140頁）

 

蕭公權的著作出書后，好評無數；當然，也被指出不少問題。有評論者認為蕭公權對黑格爾理論的依賴是“書生氣”的；蕭氏的興趣是哲學性的，他的關注點重要在社會組織的基礎依據，對于產生多元論的英國、法國現實原因討論缺乏。

 

有評論者認為他在剖析批評多元論之后提出的國家作為倫理目標的理論，比起多元論者的建議來更為抽象，喪掉了獨一明確的政治指向，似乎更缺乏以解決現實政治問題，加倍無法為政治軌制走出窘境供給計劃。

 

多元論并非是統一的政管理論，而是一個松散的共識點，在這個共識點之下分歧的學者有著分歧的表達。他們有的秉持雷聚會場地同的理論卻懷有分歧的目標，有的目標雷同卻理論各異。

 

多元論并非新鮮事物，早在中世紀就有政治與宗教的分化與對立，構成多中間的局勢。近代多元主義的出現與經濟發展，與社會主義思潮的出現關系極年夜。一元絕對主義的國家和主權理論遭遇到社團主義的挑戰，這個挑戰比中世紀宗教對國家的挑戰更年夜，它是世俗國家內部兩套分歧的運行體系之間的對抗。

 

但是，能夠以經濟氣力對抗政治國家的無疑是氣力宏大的職業團體，而非通俗的勞工個體，這種團體式的組織也不難產生另一種壓迫。是以，不得不說，如良多批評性理論一樣，多元論的破壞非常無力，建構卻明顯缺乏。

 

時過境遷，百年之后審視多元論的際遇，我們不得不贊嘆蕭公權冷眼旁觀式的學理剖析，無論是在學術上，還是在代議制當局和經濟領域等實踐中，多元論都沒有獲得最後的目標，甚至在一些領域已成過眼云煙。

 

（二）《中國政治思惟史》

 

蕭公權回國后講授中國政治思惟史課程多年，《中國政治思惟史》構思甚早，但及至寫就，已至1940年夏，出書再遲至1945年4月。在蕭著之前，坊間已有不少同名著作，蕭公權對它們都不滿意，他認為這些著作都泛論無歸，沒有扣緊“政治思惟史”的規范，遂決定根本治理，重起爐灶。

 

蕭公權寫作中國政治思惟史，有其優勢條件，他不單受過東方現代學術訓練，對于東方政治思惟有足夠的認識，並且具有深摯的國學功底，可以應用資料。

 

蕭著《中國政治思惟史》有其產生的時代佈景。西學東漸以來，傳統學問被西式分科之學取代，中國急需樹立起本身的學問體系。以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年夜綱》為典范，中國學人用東方學理從頭解釋中國資料，慢慢建構起中國現代學術的年夜廈。他們要“從頭估定一切價值”，要“研討問題，輸進學理，收拾國故，再造文明”。

 

從學術史宏觀層面來說，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惟史》是這個年夜的“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中“收拾國故”工程的一項。從胡適樹立中國現代學術典范以后，中國學人著作要獲得年夜的勝利，幾乎獨一的路徑就是用東方觀點與方式研討和闡釋中國資料。《中國政治思惟史》亦是這般，它的內容和資料是中國的，參照系卻是西洋的瑜伽場地。

 

 

 

（胡適）

 

任何一部通史類著作，需有一個通貫的脈絡聯系全篇，鋪陳框架，次序遞次敘述。蕭公權提出兩種論述框架：以思惟演變年夜勢為分期方法，將兩千年的政治思惟史分為創造時期、因襲時期、轉變時期、成熟時期；以思惟的歷史佈景為分期方法，將兩千年政治思惟史分為封建全國的思惟、專制全國的思惟、近代國家的思惟。

 

前瑜伽場地者以思惟的發展變遷為標準，后者以時代為標準。《中國政治思惟史》兼容二者，將思惟家及學派放在此框架里展開敘述。從年齡戰國諸子爭鳴，到秦漢儒法合流、儒道爭雄再到魏晉儒微道盛、釋教影響，唐朝儒學復興，至宋代發達，分為理學與功利兩派，儒學延續共享會議室明清幾百年，到晚清東方異族文明輸進下挑戰頻頻，戊戌維新開啟新政治思惟的轉變，及至平易近國，天崩地裂翻天覆地。

 

蕭公權將六十余家思惟次序遞次論說，但“很少提出與眾分歧的個人見解”。其之所以在同類著作中脫穎，是綜合篇幅、理念、剪裁、敘述等各項影響原因的結果。

 

其雖體年夜精思，然也有不少可商議的處所。例如：第一，蕭著采用的是思惟史的經典敘述方法，即只論述政治思惟家的學說，包括學說、政治家活動、法典及軌制、社會狀況的通史，似更為周全。第二，蕭著采用創造時期、因襲時期、轉變時期、成熟時期論述中國兩千年政治思惟，充滿著濃濃的進化史觀滋味；政治思惟發展到孫文，可否稱為成熟，年夜可疑問。

 

第三，政治思惟在明代進進轉變時期，概與歷史事實分歧，思惟的真正轉變至多要到清朝中西交戰掉利，在此之前并不是趨勢性的，皆為因襲時期。第四，蕭著對于非漢族進侵政治歷史事實的剖析，雖不無歷史意義，但在抗戰建國時期學人奮力論證“中華平易近族是一個”的語境下顯掉時代意義。第五，蕭著對于儒法爭勝私密空間合流的論述，不若后出以概念化語詞“儒學的法家化”統括的變教學場地遷趨勢來得簡要了然。

 

（三）《中國鄉村》

 

《中國鄉村》1955年寫定，1960年出書，研討的是清代中國的鄉村把持。蕭公權進行的是歷史研討而非理論研討，他采用大批的官方資料、處所志、私人著作等史料，通過史學剪裁，讓史料本身說話，展現了有清一代鄉村次序的壯麗畫卷。

 

在帝制中國，權力的觸角伸展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從權要組織上來說，國家設官只到州縣一級，州縣官治下的居平易近數量高達10萬人（1749年）甚至25萬人（1819年），在這般的比例下，若何實現有用的行政治理，若何實現幅員遼闊鄉村地區的有用統治，就成了統治集團考慮的主要問題，統治者設計出負責治安把持的保甲組織和負責征收賦稅攤派徭役的里甲組織來負責具體運作。

 

 

 

（19世紀的中國鄉村）

 

此外，清當局還通過一系列的積極行政辦法改良平易近生，救濟平易近困；通過鄉約宣講、鄉飲酒、祭奠、鄉學等教化方式實現思惟和文明把持。

 

從宏觀上來看，清代的鄉村把持體系是斷裂的，分歧群體對于把持體系的訴求并不雷同：統治集團的訴求是壓制性的，尋求的是次序和平安，并不吝犧牲行政效力。受壓制的平易近眾沒有共同統治集團的意愿，他們對于統治舞蹈場地集團并非心甘情愿的服從，只是被動消極的接收，占絕年夜多數的目不識字的農平易近對政治幾乎漠不關私密空間心。（第300頁）

 

由天然或血緣原因構成的組織如村莊、宗族等，雖然在帝國統治下尋求認可等符合法規的存在方法，但“無論是家族組織還是村莊組織，其運作并不總是合適帝國平安的原則交流”。（第418頁）

 

“帝國把持的有用性，重要取決于統治者及一切被統治者之間好處不合的周全匯流，而不是把持的東西或技能”；（第598頁）當好處差異太年夜時，沖突就會爆發出來。

 

在多種原因配合感化下，清代鄉村次序最終解體。起首，生齒與地盤之間的牴觸難以解決。其次，行政權要的腐敗愈演愈烈，無法遏制。他們中的年夜多數人為舞蹈教室了防止責任，以保證平安替換行政作為，導致權要階層本該有的活氣喪掉殆盡；而權要薪俸的卑微，又加劇了賄賂訛詐買官賣官等明存暗潛的運作。

 

再次，不斷發生的天災和承平天國運動帶來的社會年夜動蕩，致使鄉村境況落井下石。雖然統治者也會采取一些辦法來緩挽救濟，但後果無限，甚至會獲得反後果。（第474頁）

 

鄉村把持體系最終隨著帝國的破敗而破敗，及至東方列強軍事進侵，帶來經濟沖擊、宗教傳播和政治文明影響，中國在東方沖擊下有所回應，鄉村體系和帝國統治次序最終在內外協力的感化下崩潰，既是不得否則，亦是有以然哉。

 

與一些東方學者見解分歧，蕭公權認為鄉村并不存在所謂的“自治”。帝制中國從來沒有發展出東方所謂的市平易近社會來與國家二元分化甚至對抗，中國始終處在強年夜政治國家的權力輻射之下；

 

之所以呈現出自治的假象，不過是因為在幅員這般遼闊的邊境中，公權力在最基層部門力不從心，無力將公權力的權要組織鋪設到國家的角角落落（第312頁），是以不得不將最基層的事務委托鄉村組織自行處理，但教學場地即便是這種自我治理，也是在公權力的嚴密監管之下進行。

 

《中國鄉村》出書后，研討中國問題的歷史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紛紛發表評論。有的論者稱它通過大批的史料揭開了中國鄉村的朦朧面紗；還有的論者將其譽為馬克斯·韋伯論述中國宗教和社會之后最主要的著作。

 

費正清稱它為開創性的研討，開啟了新的研討領域并可以導引后來者的研討；歷史學家崔瑞德（Denis Twitchett）認為《中國鄉村》貴在作者翻譯收拾了大批的史料，這些資料賦予該書性命和顏聚會場地色。人類學家、中國學專家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認為在《中國鄉村》的基礎上人類學家從此可以靠得住地研討中國，進行多種跨文明的測試。

 

《中國鄉村》也遭到良多批評。如卜德（Derk Bodde）認為此中討論的當代中國的內容是膚淺的；施堅雅更是對《中國鄉村》的資料、觀點等進行了嚴厲批評。

 

總的來說，《中國鄉村》是關于清代中國鄉村的全景式描寫教學，但它依然是關于中國的一個側面的研討，我們不成能從中獲得一切想要的東西；要周全懂得十九世紀的中國，懂得分歧階層之間的社會流動，還需求研討城市、商業、工業等其他方面，來配合懂得當時的中國。

 

社會史的研討并非蕭公權的專長，即便《中國鄉村》展現了清代中國的鄉村次序圖卷，該書卻并非體系性的建構。19世紀中國鄉村的研討結束后，他又轉回中國政治思惟史研討的本業，應用新資料，進行“康有為研討”，探尋其對“現代中國”和“新世界”的求索。

 

三、治學轉向及其意義

 

回視學術史，學人的學術轉向并非稀罕之事。生長于中西之間的學人面臨治學領域的繁復，實現著本身研討的不斷轉變。王國維曾治美學、法令學，后專治甲骨文和歷史學，陳寅恪有“史學三變”，至于胡適，更不用說，一代通人，治學領域在文史哲之間循環往復。

 

蕭公權平生治學，幾次轉向，從政治哲學到政治思惟史再到中國社會史，最后回歸政治思惟史。可是，蕭氏的研討基礎上圍繞政治思惟打轉，他修習專業是哲學和政治學，政治學構成他平生言說的佈景場域，支撐這個場域的是他所受的政治哲學訓練和自修的歷史學；他采取內在的哲學視角和歷史學視野對待政家教治問題，常有政治科學內部視角所觀測不到的發現。

 

 

 

（伯林）

 共享會議室

伯林曾以狐貍和刺猬歸納綜合分歧類型的學者：刺猬型學者有此中心識見和連貫條理的體系；狐貍型學者的研討則是零碎或漫射的，所研討的問題互無關連，甚至相互牴觸。

 

無疑，蕭公權是刺猬型學者，他平生孜孜不倦著力于政治思惟研討。但若以20世紀下半葉的碎片化學術地步視之，則蕭公權兼通政治哲學、政治思惟和社會史，與american專注細節問題的中國學研討者比擬，屬于不成多得的通人，又成了狐貍型學者。

 

一時代有一時代之學術，一時代有一時代之學人。雖然隨著學術分工的愈來愈細，學術結果表現情勢也發生轉變，學者逐漸傾向從撰寫體系性專著轉向撰寫單篇學術論文。但是，揆諸學術史可見，一個學者可否立于學術之林，非有體系性專著不克不及為功。這在傳統學術上自不用言，即在專家治學時代，亦不克不及防止。

 

環顧蕭公權平生學術，可以看出他并不像同時代學者一樣，撰寫大批學術論文，他平生的學術任務，基礎都是在撰寫學術專著，構建體系。從類型上來說，《政治多元論》和《中國鄉村》是針對特定問題的研討；唯《中國政治思惟史》，是通史性質的研討，是真正的體系性建構，實為其扛鼎之作。

 

蕭公權平生尋求中國的學術現代化與政治現代化。他平生未出象牙塔半步，“在近代中國的思惟風暴中，站在中國平易近族文明的泥土上，篤定地拿著手中的鋤頭，迎上前往汲取東方文明精華而加以貫通的思惟家”。

 

他研討“最親切，最有情感的東西”，認為文章不應只要“圖書館滋味”，應具有“血淚與性命”。他認為研討中國舞蹈教室學（漢學）應該見樹見林，知古知今，衝破學科藩籬，結合會議室出租分歧學科的知識，以責備面地輿解整個中國。

 

 

 

蕭公權雖埋首故紙堆，卻憂國憂平易近，家國全國，會議室出租心懷蒼生，悲天憫人；其“學術文章與詩詞賦吟，均有其世局佈景及時代精力”，不僅關乎學術，也關乎治道。在政管理念上，蕭公權主張“不受拘束社會主義”，兼采不受拘束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長。

 

他念茲在茲的，是樹立一個現代中國。蕭公權對于中國政治思惟和東方政治思惟的古典時代懷有敬意，但他并非復古主義者，他尋求的是古典知識在講座場地現代的從頭闡釋，并以之改革現代社會。他認為中國傳統的品德原則和政治方式不克不及應對時代需求，需求樹立現代政治組織，將物質現代化與社會政治現1對1教學代化一同推進，以達到“徹底的現代化”。

 

在學術與政治背后，蕭公權有他本身的一套理念。在中西古今問題的理念、態度和立場上，蕭公權與胡適最為接近，都贊成中國文明本位下的充足世界化。蕭公權是一位現代學者，他平生所秉持的理念是現代性的，他不贊同“中體西用”，認為“體用最基礎不成分開”。

 

他平生的著作，調和中西、貫通新舊、融合道理，強調品德優先性、重視古典思惟、關懷平易近族文明性命。他是文明守舊主義者，是文明調和主義者，能在中西學問之間、新舊思潮之間、情感與明智之間以及教導事業與家庭生涯之間維持一個動態和完善的均衡。

 

當然，文明上教學立于守舊主義立場的蕭公權，也難免那一代學者遭受的感情上傾向中國而明瑜伽場地智上認同東方的心思牴觸，好在相對于別人而言，蕭公權持論“平衡而不偏頗”，均衡的很好。蕭氏誠可謂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人里會通中西的一個典范。

 

揆諸蕭氏治學之產出，在學術史視野中觀察，概有兩點：第一，一代風流，中西交匯，卓然大師。同時代良多人并未留下與學養相稱的著作，即便有，所留下的著作也沒有展現其所應有的水準。相較同輩學者，蕭公權平生盡力于學術，具備一流才識，在政治哲學、政治思惟史和中國社會史諸領域產出一流學術結果，斐然華章，蔚然年夜成。

 

第二，蕭氏平生著作，有導論性質的政治多元論研討，有通論性質的中國政治思惟史研討，有斷代性質的清代鄉村研討。他的研討結果，樹立在梁啟超、胡適等人所搭建的基礎之上，于政治思惟的研討更上層樓，雖可圈可點，卻也中規中矩；像梁、胡那種石破天驚的著作，那種開創新典范的超一流任務，于慢慢進進專家治學時代的蕭公權這一輩來說，看塵莫及了。

 

 

責任編輯：近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