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朝的國家福利與“福利病”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賜稿
摘自 吳多納新書《宋潮：變革中的年夜宋文明》
許多人能夠都會以為，現代國家福利軌制來源于1601年英國頒布的《伊麗莎白濟貧法》。這部法典將貧困生齒分紅兩年夜類，一類是“值獲救濟的窮人”，包含大哥及喪掉勞動力的殘疾人、掉往依附的兒童，教區負有救濟他們的責任，如給成年人供給救濟金、衣物和任務，將貧窮兒童送到指定的人家寄養，待長到必定年齡時再送往當學徒工；另一類是“不值得被救濟的人”，包含流落漢、乞丐，他們將被關進監獄或送進教養院，接收強制勞動。
一些學者會告訴你，《伊麗莎白濟貧法》的頒行，意味著英國“樹立了全世界第一個社會救助軌制”。這么言之鑿鑿的人，確定不了解，也想象不到，比《伊麗莎白濟貧法》更完備、更窮人道主義精力的福利救濟軌制，實際上早在11~13世紀已經出現于宋代中國。
不信任嗎？請跟著13世紀意年夜利的商人、觀光家馬可·波羅到杭州了解一下狀況南宋遺留下來的福利機構。馬可·波羅在到達杭州之前，聽說宋朝設有一種福利性的育嬰機構：“諸州小平易近之不克不及養其嬰兒者，產后即棄，國王盡收養之。記錄各兒誕生時之十二生肖以及日曜，旋在數處命人乳哺之。若有窮人無子者，請求國王賜給孤兒，其數惟意所欲。諸兒長年夜成人，國王為之婚配，賜之俾其存活，由是每年所養男女有二萬人。”
比及他來到杭州時，已經元朝了，杭州的育嬰機構早已荒廢多時。不過，他看到了另一種叫做“養濟院”的福利機構：“日間若在市井見有殘廢窮苦不克不及任務之人，送至養濟院中收留。此種養濟院甚多，舊日國王所立，資產甚巨。其人疾愈以后，應使之有事可作。”
我了解，你的心里還有疑問：馬可·波羅的記述靠得住嗎？
國家福利
我們無妨以宋朝人本身的記錄為參證。吳自牧《夢粱錄》載，“宋朝行都于杭，若軍若平易近，生者逝世者，皆蒙雨露之恩”——
1）“平易近有疾病，州府置施藥局于戒子橋西，委官監督，依方修制丸散【口父】咀，來者診視，詳其病源，給藥醫治，……或平易近以病狀投局，則畀之藥，必奏更生之效”；
2）“局側有局名慈幼，官給錢典雇乳婦，養在局中，如陋巷貧窮之家，或男女幼而掉母，或無力撫養，拋棄于鄰居，官收歸局養之，月給錢米絹布，使其飽熱，養育成人，聽其自便心理，官無所拘”；
3）“老疾孤寡、貧乏不克不及自存及丐者等人，州縣陳請于朝，即委錢塘、仁和縣官，以病坊改作養濟院，籍家姓名，每名官給錢米贍之”；
4）“更有兩縣置漏澤園一十二所，寺庵寄留槥櫝無主者，或裸露遺骸，俱瘞此中，仍置屋以為年齡祭祀，聽其親屬享祀，官府委德性僧二員主管”。
《夢粱錄》包養dcard所載者，是宋當局針對貧困生齒而設立的四套福利系統：1）施藥局為醫藥機構，代表醫療福利；2）慈幼局為福利孤兒院，代表兒童福利；3）養濟院為福利養老院，代表養老福利；4）漏澤園為福利公墓，代表殯葬福利。假如我們有機會到南宋時的杭州參觀，走到戒子橋西，便可以看到施藥局，旁邊則是慈幼局，馬可·波羅聽聞的福利育嬰機構，即是慈幼局。
這些福利機構并非僅僅設于國都杭州。北宋后期，朝廷已經請求“諸城、寨、鎮、市戶及千以上有知監者，依各縣增置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凡戶口達到千戶以上的城寨鎮市，都必須設立居養院（即養濟院）、安濟坊、漏澤園，更別說生齒更集中的州縣城市了。南宋時，一些州縣又創設了收養棄嬰與孤兒的慈幼局，寶祐四年（1256），宋理宗下詔請求“全國諸州建慈幼局”，將慈幼機構推廣至各州縣。
宋理宗還說了一個心愿：“必使途徑無啼饑之童。”至多在京畿一帶，這位君主的幻想已得以實現，因為一名元朝文人說：“宋京畿各郡門有慈幼局。蓋以貧家子多，輒厭而不育，乃許其抱至局，書生年代日時，局設乳媼鞠育之。別人家或無後代，許來局中取往為后。故遇歲侵，貧家後代多進慈幼局。是以道無拋棄之後代。若冬遇積雨雪，亦有賜錢例。雖小惠，然無甚貧者。此宋之所以厚養于平易近，而惠澤之周也。”這一記錄，也可以證明馬可·波羅所言不虛。
北宋時期雖然尚未出現專設的慈幼局，不過已有針對孤兒、棄嬰的救濟，宋徽宗曾詔令居養院同時收養孤兒：“孤貧小兒可教者，令進小學聽讀，其衣襕于常平頭子錢內給造，仍免進齋之用。遺棄小兒，雇人乳養，仍聽宮觀、寺院養為童行”。
南宋初，宋高宗又下詔奉行“胎養助產令”：“禁貧平易近不舉子，有不克不及育嬰者，給錢養之。”給錢的標準是：“應州縣鄉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戶，及無等第貧乏之家，生男女不克不及養贍者，于常平錢內，人支四貫文省”，合適救助條件的家庭，生養一名嬰兒可獲當局補助4貫“奶粉錢”。宋孝宗時又改為“每生一子，給常平米一碩、錢一貫，助其養育”。許多州縣還設有處所性的“舉子倉”，由處所當局向貧家產婦發放救濟糧，普通標準是“遇平易近戶生產，人給米一石”。
假如說，胎養令、舉子倉與慈幼局代表了宋朝貧平易近“生有所育”的福利，養濟院的出現則反應了宋人“老有所養”的福利。養濟院是收養鰥寡、孤獨、貧困白叟的福利院，北宋時稱為“居養院”，創建于元符元年（1098），這年宋哲宗下詔：“鰥寡孤獨貧乏不克不及自存者，以官屋居之，月給米豆；疾病者，仍給醫藥。”崇寧五年（1106），宋徽宗賜名“居養院”，南宋時則多以“養濟院”定名。
按包養意思宋人習慣，“六十為老”，年滿60歲的白叟，若包養ptt屬鰥寡、孤獨、貧困，老無所依，居養院即有義務收養。宋徽宗時還一度將福利養老的年齡調低到50歲：“居養鰥寡孤獨之人，其老者并年滿五十歲以上，許行收養，諸路依此。”按北宋后期居養院的救濟標準，“應居養人，日給粳米或粟米一升、錢十文省，十一月至正月加木炭錢五文省”。
宋人還有“病有所醫”的福利——體現為福利藥局與福利醫院的設置。熙寧變法期間，宋當局成立了營利性的合賣藥所，包養一個月價錢宋徽宗將它改革成福利性的和劑局包養合約、惠平易近局，南宋沿襲，行在臨安與處所州縣均設有官藥局。官藥局類似于現在的平價門診部、平價年夜藥房，如江東提刑司撥官本百萬，開設藥局，“制急于平易近用，……平易近有疾咸得赴局就醫，切脈約藥以歸”；建康府的惠平易近藥局，“四鋪發藥，應濟軍平易近，收本錢不取息”；臨安府的施藥局，“其藥價比之時直損三之一，每歲糜戶部緡錢數十萬，朝廷舉以償之”，施藥局診病配藥，藥價只收市場價的三分之二，由戶部發給補貼。有時候，施藥局也向貧困人家開包養違法放義診，并免費供給藥物。
除了官藥局，宋代還設有福利醫院，即安濟坊。安濟坊配備有專門的醫護人員，每年都要進行考察：“安濟坊醫者，人給手歷，以書所治療痊掉，歲終考會人數，以為殿最，仍立定賞罰條格。”病人在安濟坊可獲得免費的救治和伙食，并實行病人隔離制，以避免傳染：“宜以病人輕重而異室處之，以防漸染。又作廚舍，以為湯藥飲食人宿舍。”
此外，宋朝的一些處所當局還設立了安樂廬，這是針對流動生齒的免費救治機構。如南宋時，建康府生齒流動頻繁，經常有旅人“有病于道途，既無家可歸，客店又不斷者，無醫無藥，傾于橫死，極為可念”，當局便設立安樂廬，凡“行旅在途”之人，發現身有疾病后均可向安樂廬求醫，“全活者不勝計”。
人生的起點是搖籃，人生的歸宿是墳墓，最后我們還要了解一下狀況宋朝在“逝世有所葬”方面的福利。歷朝官府都有設義冢助葬貧平易近、流平易近的善政，但軌制化的福利公墓建設要到北宋后期才出現，宋徽宗請求各州縣都要建造福利公墓，取名“漏澤園”：“凡寺觀旅梓二十年無親屬、及逝世人之不知姓名、及乞丐或遺骸裸露者，令州縣命僧主之，擇高原不毛之土收葬，名漏澤園”。蔡京當局對漏澤園的建設尤為得力。
漏澤園有一套很是重視逝者尊嚴的軌制：“應葬者，人給地八尺、方磚二口，以元寄地點及月日、姓名若其子娉、怙恃、兄弟、今葬字號、年代日，悉鐫訖磚上，立峰記識如上法。無棺柩者，官給包養網dcard。已葬而子娉親屬識認，今乞改葬者，官為開葬，驗籍給付。軍平易近貧乏，親屬愿葬漏澤園者，聽指占葬地，給地九尺。無故若放牧，悉不得進。仍于中量置屋，以為祭祀之所，聽親屬享祭追薦。”
根據這段記載，可以了解，漏澤園的墳墓有統一規格，約八尺見方，以兩塊慷慨磚銘刻逝者的姓名、籍貫、生辰、埋葬每日天期，有親屬信息的，也刻于磚上，作為標記。沒有棺木的逝者，當局給予棺木收殮；已在漏澤園埋葬者，假如有親屬愿意遷葬他處，當局將給予便利；貧困家庭的親人往世后想埋葬于漏澤園的，當局也允許——當然，不消收費。漏澤園設有衡宇，以便逝者的親屬來此祭奠。
總而言之，對于貧困生齒，宋朝當局試圖給予“從搖籃到墳墓”的全方位關懷，供給的基礎福利涵蓋了對“生老病逝世”的救濟。宋徽宗曾絕不謙虛地說：“鰥寡孤獨，古之窮平易近，生者養之台灣包養，病者藥之，逝世者葬之，惠亦厚矣。”宋代福利之發達，不論跟后來的元明清時期比擬，還是與近代化剛剛開始時的歐洲國家相較，都堪稱領先一個步驟。
過度福利
更有興趣思的是，宋朝“濟貧政策所引發的關注及批評，已有類似近代國家福利政策之處”。近代國家常見的從福利政策衍生出來的“福利病”，同樣存在于宋朝。請留意，我們要說的宋朝“福利病”，是指國家福利軌制的衍生問題，而不是治理不善或軌制破綻所導致的弊端。
正如我們在一些福利國家所看到的情況，宋朝當局的福利政策在奉行過程中也誘發了“過度福利”的問題。宋徽宗的詔書幾回再三指出過這個問題。
年夜觀三年（1109）四月，宋徽宗在一份手詔上說：“居養、安濟、漏澤，為暴政先，欲鰥寡孤獨養生送命各不掉所罷了。聞諸縣奉行太過，甚者至于許供張，備酒饌，不無苛擾。”有些州縣的福利機構為救濟對象供給酒饌，待遇不成謂不優厚。天子請求有司糾正這股“過度福利”之風：“立法制止，無令過有遷就。”
次年，即年夜觀四年八月，徽宗重申：“近年有司躡看，殊掉本指。至或置蚊帳，給肉食，許祭醮，功贈典包養留言板，日用即廣，縻費無藝。”詔令各州縣結束福利擴張與靡費鋪張，除了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之外，不要自行設置其他的福利機構。
十年后，即宣和二年（1120）六月，宋徽宗再次下詔批評了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資給過厚”的做法：“居養、安濟、漏澤之法，本以施惠困窮。有司不明先帝之法，奉行掉當，如給衣被器用，包養網推薦專雇乳母及女使之類，皆資給過厚。常平所進，殆不克不及支。”居養院與安濟坊不單免費供給一切日常器具，還替接收救濟的人雇請了乳母、保姆與陪護，乃至當局的財政撥款進不夠出。
《嘉泰會稽志》也記載說，“居養院最侈，至有為屋三十間者。初，遇冷惟給紙衣及薪，久之，冬為火室給炭，夏為涼棚，什器飾以金漆，茵被悉用氈帛，婦人、小兒置女使及乳母。有司先給居養、安濟等費用，而兵食顧在后。”
這種“縻費無藝”的“過度福利”，顯然跟軌制缺點、監管不力形成的“福利腐敗”并非統一回事。宋代的福利機構當然存在著分歧水平的腐敗問題，不過那是另一個話題了。我們現在看到的宋代“過度福利”，與其說是福利腐敗，不如說跟當局的施政偏好親密相關。
宋朝福利的壯盛期是蔡京執政的時期。為什么蔡京那么熱衷于奉行福利政策？因為他是新黨領袖王安石的繼承人，用現在的話語來說，北宋新黨具包養犯法嗎有鮮明的右派風格，他們推動變法的目標之一即是“振乏絕，抑兼并”，盼望運用國家的強制力與財政資源，救濟貧困生齒，克制兼并，避免貧富分化懸殊。
蔡京拜相執政之年，宋徽宗將年號“建中靖國”改為“崇寧”，即意味著君臣宣佈終止之前調和擺佈的折衷政治，恢復熙寧變法的右翼路線。蔡京當局也確實以“振乏絕，抑兼并”為己任。蔡氏曾經告訴徽宗：“自開阡陌，包養站長使平易近得以田私相貿易，富者恃其有余，厚立價以規利；貧者迫于缺乏，薄移稅以速售，而全國之賦調不服久矣。”表達了對貧富差距與社會不公的關切。后來蔡京上臺，接任的宰相王黼“陽順人心，悉反蔡京所為”，此中就包含“富戶科抑一切蠲除之”，這反證了蔡京執政時實行過“科抑富戶”的右翼政策。
也是以，蔡京一下臺執政，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的建設便敏捷在全國鋪開，甚至出現“過度福利”。而當蔡京罷相時，宋朝的福利軌制又會發生收縮，如年夜觀四年、宣和二年，天子下詔糾正“過度福利”，都是蔡京罷相之時。
養懶漢
我們現在都說，優厚的福利軌制下，很不難“養懶漢”。在蔡京執政之際、北宋福利軌制敏捷擴張的時期，確實出現了“養懶漢”的問題，好比一些州縣的包養意思居養院和安濟坊，由于當局供給的生涯條件很是不錯，“置蚊帳，給肉食”，甚至還有保姆、做家政的阿姨，所以便有“少且壯者，游惰無圖，廩食自如，官弗之察，弊孰甚焉”，在居養院或安濟坊中賴著不走，白吃白喝包養網ppt白睡。
許多到過西歐國家游玩的人都會發現，高福利軌制已經深入塑造了東方人的生涯方法與生涯節奏：天天任務幾小時，要么就成天曬太陽，經常休假游玩，年夜街上很少看到行色促的下班族。這種圖享樂、慢節奏的生涯風氣，也出現在南宋時的杭州社會。
假如馬可·波羅在南宋時就來到杭州，他將會看到，西湖一帶，“湖山游人，至暮不絕。大略杭州勝景，全在西湖，他郡無此，更兼二月風景明麗，花事方殷，恰是令郎王孫，五陵年少，賞心樂事之時，詎宜虛度？至如貧者，亦解質借兌，帶妻挾子，鎮日嬉游包養甜心網，不醉不歸。此邦風俗，從古而然，至今亦不改也”。終日游玩的人，不單有甜心花園“令郎王孫、五陵年少”這等富貴包養網評價後輩，還有“解質借兌”（類似于本日城市剛剛興起的“貸款游玩”）的城市貧平易近，“不特大族巨室為然，雖貧乏之人，亦且對時行樂也”。
這些貧乏的市平易近為什么能夠“對時行樂”，甚至敢于“解質借兌，帶妻挾子，鎮日嬉游”？不怕餓逝世么？不怕。因為南宋杭州市平易近享用到的福利很是豐厚。
請看周到《武林舊事》的記載：“都平易近素驕，非惟風俗所致，蓋生長輦下，勢使之然。若住屋則動蠲公私房賃，或終歲不償一钚。諸務稅息，亦多蠲放，有連年不收一孔者，皆朝廷自行抱認。諸項窠名，恩賞則有‘黃榜錢’，雪降則有‘雪冷錢’，久雨久晴則又有‘賑恤錢米’，大師富室則又隨時有所資給，年夜官拜命則有所謂‘搶節錢’，病者則有施藥局，童幼不克不及自育者則有慈幼局，貧而無依者則有養濟院，逝世而無殮者則有漏澤園。平易近生何其幸歟。”
南宋杭州市平易近所享用到的當局福利（私家慈悲不計在內）包含：減免賦稅台灣包養，經常蠲免衡宇房錢；趕上年夜節慶，當局會發“黃榜錢”，碰上年夜雪天，發“雪冷錢”，久雨亢旱則發放“賑恤錢米”；貧困的病人可到施藥局免費診治取藥，被遺棄的孤兒會被收養進慈幼局，貧而無依之人送進養濟院養老，逝世而無殮者埋葬在漏澤園。
——換成我們生涯在這樣的福利軌制下，即便身無分文，也是敢“貸款游玩”，帶著妻子孩子玩個愉快的。對不？
貧者樂而富者擾
福利軌制看起來很誘人，但全國沒有免費的午餐，羊毛最終出在羊身上，不是出在這群羊身上，即是出在那群羊身上。宋當局維持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等福利機構運轉的經費，有幾個來源：左躲庫，即國家財政撥款；內躲錢，皇室經費的資助；公田的租息支出；國營商業機構的支出，好比“僦舍錢”，即官營貨棧的房錢支出；常平倉的利錢錢米。此中常平倉的息錢為年夜頭。假如常平倉息錢缺乏用，凡是就只能調用其他用處的財政款項或許增添稅收了。
陸游的《老學庵筆記》記述了崇寧年間各州縣傾財政之力辦理福利救濟的情況：“崇寧間初興學校，州郡建學，聚學糧，日不暇給。士人進辟雍，皆給券，一日不成緩，緩則謂之害學政，議罰不少貸。已而置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所費尤年夜，朝廷課以為殿最，往往竭州郡之力，僅能枝梧。諺曰：‘不養健兒，卻養乞兒。不論活人，儘管逝世尸。’蓋軍糧乏，平易近力窮，皆不問，若安濟等有不及，則被罪也。”以蔡京當局的施政偏好，救濟貧平易近的福利收入優先于軍費開銷。軍糧缺少，可以容忍；濟貧不力，則會被問責。
這并非陸游的虛構，因為徽宗的詔書可以佐證。宣和二年六月十九日，天子詔曰：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救濟過度，“常平所進，殆不克不及支。全國窮平易近飽食熱衣，猶有余峙；而使軍旅之士稞食不繼，或至逋逃四方，非所以為政之道”。難怪當時的平易近諺要譏笑蔡京當局“不養健兒，卻養乞兒”。
這是占用財政撥款的情況。宋徽宗的詔書還提到因“過度福利”而導致平易近間稅負包養價格ptt減輕的問題：年夜觀三年四月二日，天子手詔：“聞諸縣奉行（福利救濟）太過，甚者至于許供張，備酒饌，不無苛擾。”這里的“苛擾”，便指當局增稅，騷擾平易近間。《宋史·食貨志》也稱，蔡京時代的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糜費無藝，難免率斂，貧者樂而富者擾矣”。“率斂”也是增稅的意思。由于宋代的賦稅重要由富戶承擔，而福利機構的救濟對象為貧平易近，所以便出現“貧者樂而富者擾”之譏。
洪邁《夷堅志》中有一則“優伶箴戲”的故事，辛辣諷刺了蔡京時代“貧者樂而富者擾”的福利軌制。故事說，三名雜劇伶人在內廷扮演幽默戲時，飾演成儒生、羽士與和尚，各自解說其教義。
儒生先說：“吾之所學，仁義禮智信，曰‘五常’。”然后采引經書，闡述“五常”之年夜義。羽士接著說：“吾之所學，金木水火土，曰‘五行’。”亦引經據典，夸說教義。
輪到和尚說話，只見他雙掌合十，說道：“你們兩個，腐生常談，缺乏聽。吾之所學，生老病逝世苦，曰‘五化’。躲經淵奧，非汝等所得聞，當以現世佛菩薩法理之妙為汝陳之。不服，請問我。”
儒生與道人便問他：“何謂生？”和尚說：“（現在）內自太學辟雍，外至下州偏縣，凡秀才讀書，盡為三舍生。華屋美饌，月書季考；三歲年夜比，脫白掛綠，上可以為卿相。國家之于生也這般。”（這里的“生”，伶人懂得為“書生”，指的是國家的教導福利，恰可彌補我們前述所未及之處。）
又問：“何謂老？”和尚說：“（昔者）老而孤獨貧困，必淪溝壑。今地點立孤老院，養之終身。國家之于老也這般。”
又問：“何謂病？”和尚說：“（生平易近）不幸而有病，家貧不克不及拯療，于是有安濟坊，使之存處，差醫付藥，責以十全之效。其于病也這般。”
又問：“何謂逝世？”和包養意思尚說：“逝世者，人所難免，唯窮平易近無所歸，則擇空地地為漏澤園；無以殮，則與之棺，使得葬埋。年齡享祀，恩及泉壤。其于逝世也這般。”
最后問：“何謂苦？”和尚“瞑目不應”，神色很是悲苦。儒生與道人敦促再三，和尚才“蹙額”答道：“只是蒼生普通受無量苦。”
教坊雜劇伶人扮演這出幽默戲，是想告訴天子，當局為維持龐年夜的福利收入，變著方法加稅，已經使老蒼生“受無量苦”了。看表演的宋徽宗聽后，“惻然長思”，倒也沒有見怪譏諷時政的伶人。
為什么是宋朝？
在宋朝濟貧政策的奉行過程中，特別是在蔡京當局的“福利擴張”時期，“福利病”的存在是實實在在的，這一點無可諱言。不過，有一個事理我認為也需求指出來：“過度福利”比如是“營養過剩”，一個營養不良的人是不應該擔心營養過剩的；假包養管道如因為擔心營養過剩而不願吃肉，那就是跟“因噎廢食”差未幾的笨拙了。
宋人的態度比較務實——既不齒于蔡京的為人，也抨擊過“資給過厚”的“過度福利”，但對蔡京當局奉行的福利包養ptt軌制自己，卻是很贊賞，朱熹說：崇寧、年夜觀之間，“始詔州縣立安濟坊、居養院，以收恤疾病癃老之人，德至渥矣。”甚至有宋人信任，蔡京為六賊之首，獨免誅戮，乃是因為他執政之時，“建居養、安濟、漏澤，貧有養，病有醫，逝世有葬，陰包養網推薦德及物所致”。可見宋人只是惡感“過度福利”，并不拒絕福利軌制。
而在宋朝之外的朝代，我們就很難見到關于“福利病”的記載了。這當然不是因為其他王朝的福利軌制加倍完美，而是因為，宋朝之外的王朝，當局并未積極參與對貧困生齒包養sd的救濟，沒有樹立完備的福利救濟機構。
盡管《周禮》中載有“保息六政”：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管子》中亦包養網單次記錄有“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病，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但這只是帶有福利顏色的政策，沒有證據顯示當時已設立了專門的福利機構。
南北朝時，南齊出現了免費收治貧病之人的“六疾館”，北魏樹立了效能類似的病坊，南梁則設有收養孤老與孤兒的“孤獨園”，應該是中國最早的福利機構，但不論是“六疾館”，還是“孤獨園”，全國只要一個，象征意義年夜于實際功效。並且，建“六疾館”的南齊太子蕭長懋，建“孤獨園”的南梁天子蕭衍，都是虔誠的釋教徒，準確地說，他們是以釋教徒（而非國君）的成分建築福利機構的。當局并沒有創設福利軌制的自覺。
唐代從京師到一些處所都出現了“悲田養病坊”，負責收包養軟體養貧病孤寡，有時也收容流落乞丐，但悲田養病坊是從寺院中發展起來的，日常任務也由和尚掌管，“悲田”二字即來自佛經，唐當局只是給予資助并參與監督，與其說它是國家福利機構，不如說是平易近間慈悲組包養網車馬費織。
宋朝之后的元明清三朝，國家福利也出現了甜心寶貝包養網明顯的退縮。我們了解，宋代的貧平易近福利體系包含四個系統：1）以官藥局和安濟坊為代表的醫療福利；2）以胎養令和慈幼局為代表的生養福利；3）以居養院或養濟院為代表的養老福利；4）以漏澤園為代表的殯葬福利。剛好囊括了對貧平易近“生老病逝世”的救濟。
這四個福利系統，除了醫藥救濟獲得元當局的重視之外，其他福利機構在元朝都被廢棄了；明朝的朱元璋雖然重建了惠平易近藥局與養濟院兩套系統，但惠平易近藥局在明中期之后基礎上已經荒廢，“養濟院”則被用于把持生齒流動，因為明當局規定：街上的流落乞丐要送進養濟院收留，候天氣和熱，再遣送回客籍；清王朝只保存了養濟院的設置，并且同樣應用養濟院系統把持流平易近，至于對棄嬰、孤兒的救濟，則被清廷視為是“婦女慈仁之類，非急務也”。
總而言之，宋朝當局樹立的“從搖籃到墳墓”全覆蓋的貧平易近福利體系，我們在其他王朝是找不到的。沒包養app有發達的福利體系，又哪來衍生的“福利病”？
那么，為什么只要宋王朝懷著極年夜的熱情投進貧平易近福利軌制的建設？你能夠會說，因為宋朝天子推重儒家的“暴政”。但哪一個朝代的君主不是以“奉行暴政”相標榜呢？為什么他們在實際行動上又提不起興建福利機構的勁頭？
我讀過歷史學者梁其姿的年夜著《施善與教化：明清時期的慈悲組織》，受其啟發，想提出一點綜合的解釋。
宋代福利軌制的樹立，起首是近代化產生的壓力催化出來的結果。研討者發現，在16世紀的歐洲，當社會經濟結構從封建軌制過渡至資本主義軌制之際，無可防止地導致了一個后果：由于社會經濟急劇變化，大批都會貧平易近被“制造”出來，成為火燒眉毛的社會問題。近代歐洲國家逐漸發展出來的福利政策，其實就是為了應對這一嶄新的社會問題。英國當局制訂“濟貧法”之舉，即始于近代化正在展開的16世紀下半葉，及至17世紀初，便誕生了完備的《伊麗莎白濟貧法》。“濟貧法”的出現，意味著英國當局開始負擔起救濟貧平易近的責任，在此之前，英國的濟貧任務重要是由教會承擔的。
中國則在唐宋之際發生了一場深入的年夜變革，歷史學家們信任，唐朝是“中世紀的黃昏”，宋朝則是“現代的拂曉時辰”，伴隨著均田制的解體、貴族門閥的滅亡、商品經濟的興起、生齒流動的頻繁、“不抑兼并”與“田制不立”政策的確立，一系列的社會變遷催生了大批的都會貧困生齒，傳統的由宗教團體負責的慈悲救濟已缺乏以應對都會貧困問題，當局需求承擔起更年夜的責任，供給更周全的救濟。而“官方的長期濟貧機構在宋亡后約三百多年間沒有進一個步驟發展，反而萎縮，這當然并不說明元明間的貧窮問題減輕了，而是這三百年間的社會經濟發展沒有如宋代一樣使都會貧窮成為凸起的問題”。
其次，宋朝福利軌制的樹立也是“年夜當局”政策取向的結果。縱覽歷史，我們會發現，宋王朝有著顯著的“年夜當局”性情，當局不單設置了大批的經濟部門參與包養網VIP商業活動，開拓市場，對涌現出來的都會貧困問題，也是傾向于以國家氣力積極解決，不僅樹立了針對貧平易近“生老病逝世”問題的福利救濟機構，並且在當局的施政過程中，還出現了接近現代意義的“貧困線”概念（之前的王朝包養網比較是不存在一條普通性的“貧困線”的）：田產20畝以下或許產業50貫以下的家庭，即為生涯在貧困線下的“貧弱之家”、“貧下之平易近”。貧平易近可以享有一系列政策傾斜與當局救濟，如免納“免役錢”，免服保甲之役，獲得“胎養助產”補助，借貸常平米錢免息，發生災荒時優先獲得救濟，等等。
為什么宋朝樹立的絕年夜多數福利機構都在元朝消散了？一個不容疏忽的緣由即是，“此后的中心當局不似宋代的積極”。特別是朱元璋締造的明王朝，更是表現出鮮明的“小當局”性情，國家財政內斂，公權力消極無為，當局職能嚴重萎縮，晚明之時，當都會貧困再次成為不容回避的社會問題，朝廷仍然缺少興趣往規劃建設一個完全的福利體系。梁其姿總結說：“在政管理念方面，明政權又缺少宋代的創意。明當局并不曾制訂一套長期性的、全國性的社會救濟政策。”這個評價是精準的，不過我們還要補充一句：以明王朝的內斂型財政，即使朝廷有心，也無力發展宋朝式的福利軌制。清承明制，清王朝差未幾也是這般。
不過，從晚明開始，由處所士紳主導的平易近間慈悲氣力已發育成熟，“既然當局并不正視新富及貧窮所帶來的社會焦慮，處所精英天然而然地接辦處理這個問題”。這即是自晚明至晚清期間，善會、善堂等平易近間慈悲組織勃興的歷史佈景。
在東方，要比及16世紀下半葉，隨著英國“濟貧法”的出臺，當局救濟機構的樹立，國家才承擔起向貧平易近供給救濟的義務，之后，英國的福利軌制漸漸發展起來，在這個過程中，顯然離不開重商主義財政的支撐。而中國在宋朝之后，囿于“小當局”的惰性，福利軌制建設非但纏足不前，且比宋朝退步了，此消彼長，到晚清時，便完整落后于英國。
游歷海內的晚清學者王韜發現，英國當局所征之稅，“田賦之外，商稅為重。其所抽雖若繁瑣，而每歲量出以為進，一切善堂經費以及橋梁途徑，悉皆撥自官庫，藉以養平易近而便平易近，故取諸平易近而平易近不怨，奉諸君而君無私焉。國中之鰥寡孤獨、廢疾老弱，無不有養。凡進一境，其處所官必來告曰，若者為何堂，若者為何院，此中一切供給無不周備。盲聾殘缺者，亦能使之各事其事，罔有一夫之掉所。嗚呼！其待平易近可謂厚矣。”這般情形，仿佛就是中國宋朝。
宋朝的福利軌制盡管在奉行過程中出現了種種問題，包含福利軌制衍生的“福利病”、由于監管不力而產生的“福利腐敗”，等等，可是，我們決不克不及是以否則福利軌制，一個沒有基礎福利“兜底”的社會，是不成能安寧的。兩宋天災頻仍，據學者的研討，其發生災害的“頻度之密，蓋與唐代相若，而其強度與廣度則更有過之”。宋代的平易近變也此起彼伏，300余年出現400多起平易近變，不過都是小股平易近變，很快停息，假如宋朝沒有這么一個覆蓋面廣泛的國家福利系統，生怕平易近變早就一發不成整理。要了解，兩宋可是歷史上獨一一個沒有發生全國性平易近變的長命王朝，這里面，應有國家福利“兜底”之功。
南宋詩人樓鑰寫過一首講述家史的長詩《次韻雷知院觀音詩因敘家中銅像之詳》，里面有一句是這么說的：“衰宗幸有此奇異，信知福利非唐捐。”用這一詩句描述宋朝的福利軌制，也是很恰切的。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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